潮州音乐作为潮汕地区民间器乐的一个乐种，包括潮州锣鼓乐、潮州弦乐、潮州庙堂音乐、潮州笛套音乐等。潮州锣鼓乐是广泛流行于潮汕地区的民间吹打乐，包括潮州大锣鼓、潮州小锣鼓、潮州苏锣鼓和潮州花灯锣鼓等。它是从唐代一种以击鼓为主的鼓吹乐类继承演变而来。潮州弦乐是潮汕民间最古老而又最普及的音乐品种，包括弦诗乐和细乐。弦诗乐以潮汕民间丝弦、弹拨乐器演奏古诗谱而得名，最具代表性的乐曲是《月儿高》、《昭君怨》、《寒鸦戏水》、《小桃花》、《平沙落雁》、《黄鹏词》、《锦上添花》、《大八板》、《玉连环》、《凤求凰》等，俗称“潮乐十大套”。潮州细乐是以三弦、琵琶、筝为主奏的组合演奏，有时也伴以椰胡、竹笛、洞萧等。传统细乐有硬、软套之分。潮州的庙堂音乐，属寺院、善堂法事颂佛拜忏所唱奏的音乐，分为“禅和腔”和“香花板”。潮州笛套音乐是指一种流行于潮阳棉城的以大横笛为主奏的锣鼓乐。

    　潮州音乐有“轻六”、“重六”、“活五”、“反线”和“轻三重六”等五种不同的“调”，其名称是来自古老的“二四谱'，这些”调“的差异是由于演奏时按弦的轻与重所产生近于半音升降而形成的不同调式、调性变化。

   　 潮州音乐根植于潮州方言区，流行于粤东、闽南以及上海、台湾、港澳远及东南亚等地侨区，源远流长。由于历代中原汉民族多次南徙，中原音乐文化也随着不断的传播入潮，在与潮汕百越先民音乐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中，形成潮州地区音乐文化的远古源流。

   　 潮州音乐先后承受了唐宋的燕乐、法乐的熏陶，也受宋元的南戏(弋阳、昆腔等)，明清的正字、潮音、西秦、汉剧等多种剧种音乐的影响。早于晋代潮阳县西建有西岩寺，到了唐开元年间(713-741年)，潮州就兴建开元寺，唐德宗李适贞元四年(788年)潮阳建灵山寺(建于唐贞元七年)，其后潮汕各地先后又建了不少寺院，宗教文化艺术也随之传播入潮，潮州和潮阳这两大寺院更成为当时法乐和佛曲的最大集散地。

  　  唐代不少朝官被贬谪来潮，也带来了不少的中原文化艺术。据明代廖用贤《尚友录》卷四记载：隋朝协律郎(最高音乐官)陈政(河南人)晚年，于唐初入闽垦殖，其子陈元光精通音律，任过漳州镇抚(管辖潮、泉)，素以“乐、武治化”潮、泉二州著称。陈曾咏：“奏萧吹引凤，邹律奏生春，缥纤歌遏，婆裟妙舞神”，可见当时宴乐歌舞之盛。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韩愈被贬来潮，酷爱音乐，其侄孙韩湘又精通音律，他们对潮州文化影响很大。韩愈在《韩昌黎文集》中记叙当时的礼乐“吹击管鼓，侑香洁也”，可见盛况。

 　   宋室南渡之后，中原的衣冠、文物、音乐和民俗等大量集萃于潮汕，这时期潮州就出现祭孔的“大成乐”。据饶宗颐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永乐大典》和《三阳志》中记述，嘉定十四年(1221年)重修宣圣庙大成殿，祭孔典礼中演奏大成乐，所用乐器有编钟、编磐16枚，琴自一弦至九弦10张，笙、瑟、凤萧等。初由士子“执器登歌”，至淳熙年间(1174-1189年)，由民间乐工演奏。

  　  南宋末年，宋帝丙南逃，宋室左藏朝仪大夫吴丙随文天祥率勤元之师抵潮。吴丙是宫廷乐宫，带来了乐工、歌伎、礼乐。后来在潮阳安居落户。明代江西提学李龄(潮阳棉城人)告老回乡于潮阳修建学宫，传播宫廷音乐;其后任广西付使的陈惇临带回宫廷赐与的一班乐师歌伎。故潮阳素以笙、萧、管、笛为主器的“笛套音乐”闻名。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的竹乐、鼓吹乐都有过发展，乡镇普遍有半职业性的“吹首馆”、“八音馆”等民间乐社组织，清末潮汕享有盛名的揭阳《拍鸡》、潮阳的《得胜令》，都是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演奏曲目。明代以来，戏曲南传，对民间器乐发展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正音戏有着南戏一套深厚打击乐传统技法和丰富完整的曲牌音乐。潮州大锣鼓的《抛网捕鱼》原正是脱胎于正字戏的《二度梅》的音乐锣鼓伴乐;大锣鼓《秦琼倒铜旗》也是与西秦戏传奇武打和白字戏锣鼓伴乐有血缘关系;潮州大锣鼓《天官赐福》也是脱胎于外江折子戏的锣鼓音乐;潮阳笛套苏锣鼓《灯楼》也是源自外江戏(汉剧)打击乐。当时的广东汉乐流行潮汕上层社会，称为“儒乐”、“国乐”。潮乐名师众多，较有影响的有：洪沛臣、王泽如、郑映梅、李嘉听、饶淑枢、魏松庵等。到了清代后期，潮汕乐社林立，较出名的有汕头的“公益社”、“以成社”;澄海的“咏怀天”、“阳春幽处”;普宁的“钓天”;庵埠的“咏霓裳”、“庵江”;潮州的“友声”、“扬风”、“亦融”;揭阳的“榕江”、“普南轩”、“雅南轩”等，作为民间乐种已有成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