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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

作者:  来源:互联网  发表时间:2017-9-27 14:44:13   浏览: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省丰顺县人。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


    人物生平


    1823年出生于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今丰顺县城)。其高曾祖父为逃避战乱,由长乐县(今五华县)迁徙到丰顺汤坑乡(时汤坑属潮州府揭阳县,丰顺县城位于丰良)居住并繁衍成当地望族。丁日昌旧居位于揭阳市榕城元鼎路中段,占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传统的“百鸟朝凰”格局,是光绪初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所建。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20岁的丁日昌中秀才,次年补廪生 。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丁日昌入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


    1854年7月(咸丰四年),海阳县(即今潮州)三合会吴忠恕等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绅身份治乡团,率汤坑乡勇三百名援救,驻扎韩山师院。9月18日清晨,丁日昌率乡勇从笔架山渡凌角池,击溃吴忠恕驻东津部,生擒百余人,遂解府城东路之困”(《丰顺县志》)。同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攻嘉应州(今梅州),丁日昌为李璋煜献计,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起义军。事后论功授琼州学训导,三年后迁任江西万安知县。


    1860年(咸丰十年),丁日昌在江西万安当知县四个月后,其突出的政绩和卓越的才能不但受到广大绅民的赞扬,而且受到上司甚至朝廷的赏识,被调回广东办理洋务。当地绅民挽留不住,启程之日,“父老子弟设席作饯,奉香拥送者数万人。”


    1861年(咸丰十一年)调任卢陵知县,正赶上太平军进攻卢陵,县城失守,被清廷革职。当时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安徽作战,丁日昌转投其幕中,为其襄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前往广东督办厘金。丁日昌在抵达广州后,发挥自己通晓火器制造的专长,在广州市郊燕塘亲自设计监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弹2000余颗。这些武器受到广东清军的欢迎,丁日昌因此声名远播。


    1863年(同治二年),他在广州郊区燕塘设炮局,仿制西洋大炮和炮弹,后被李鸿章调赴上海,创设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种开花炮弹,同时也铸造少量短炸炮,供淮军攻击太平军之用,在进攻常州作战中发挥了相当的威力。由于他铸造的大炮在镇压各地的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升补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在这个过程中,丁日昌的思想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认为“太平军已不足平”,真正构成对清朝威胁的是外国侵略者。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他上书李鸿章,指出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时恫吓挟制,令人忧愤难忍,必须积极自强以图御侮。他认为外国的长技在于船坚炮利,洋人恃此以挟制中国,我们也可以取其所长以对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手段无法适应近代枪炮制造的需要。旧式泥炉炼不出能够制造近代枪炮的钢铁,用泥模铸炮也很难使炮膛光滑匀衡。因此,丁日昌产生了改革生产工艺和手段的强烈愿望。他在上海与洋人频繁接触,已对西人的机器工厂有所了解。王韬所著《火器说略》,更使他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同时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轮船和枪炮。恰在这时,容阂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


    从手工生产进而追求机器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变革。这个观念变革对中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丁日昌以这种新的认识和观念为基础,在上海积极设法,主持收买了美国人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合并原来的炸炮局,后又接纳容阂从美国购回的机器。


    1865年(同治四年)9月,丁日昌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


    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长期操劳过度,他的身体早就极度虚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湾又因瘴气浸染,旧病复发。


    1865年(同治四年)10月,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他深入各盐场,向绅士、场丁、灶户了解情况,完成了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制订了《淮盐章程》、《两淮甄别章程》、《淮北总略》等章程和规划,实行改革,兴利除弊。


    1868年(同治七年)1月,丁日昌升江苏巡抚,仍驻节苏州。1868年(同治七年)4月他雇用9艘轮船把3万石大米运到天津,为创设轮船公司作准备。但已试航的轮船漕运,却因顽固大臣的反对被迫停止。


    1870年(同治九年)7月,江苏省乡试在南京举行,他特意派出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操江”、“恬吉”两艘轮船免费接送应试士子,藉以宣传轮船的优越性。丁在治苏任内,澄清吏治,整顿地方,全省清理积案27万宗,得到士民的好感,却招来守旧派的怨恨。太常寺少卿王家璧3次上疏,对丁肆意漫骂攻击。顽固派群起附和。后因母黄氏病逝,丁日昌回粤,在揭阳旧居守制3年。并集资购“平安”号轮船,往来上海、汕头之间作商业营运。


    1875年(光绪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帮助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9月,在沈葆桢的推荐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


    1876年(光绪二年)初,又奉命兼署福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提出要对船政局的生产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员往外国学习,延聘外国技术人员釆厂当教习。他和李鸿章、沈葆桢等奏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35名赴欧学习,其中有严复,刘步蟾等人。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随后,他又主持架设了台湾府城至安乎、旗后电线,成为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1877年(光绪三年)8月,他因病离职回籍休养。此后,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和枢廷要职。


    1879年(光绪五年)下谕赏给他总督衔,令他专驻南洋,节制南洋沿海水师官兵,悉心办理海防事宜。不久,又命他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都因病未能出山。丁日昌虽然身在林泉,但他对国家的防务仍时时予以关注。


    1879年(光绪五年)6月,他上奏清廷,对海防等问题提出16条建议。由于琉球的废灭,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朝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394页)他大声疾呼朝野内外一定要齐心协力,急谋自强,否则将国无宁日。他还认识到“民心为海防根本”,只有老百姓的生计有着落,元气得到恢复,才能众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因此,他希望统治者们能够切实关心百姓的痛苦,从根本上使中国强大起来。


    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获悉法人对越南之经营日趋积极,他便给总理衙门王大臣写信,提醒他们予以关注。他说,越南为法人蚕食,萎靡不振,若听其自然,必成为第二个琉球。他建议清廷密派广西巡抚或提督,与越南密商自强办法。他自己还曾组织人员翻译法人所绘著的中越边境地图和说明,以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


    发展实业方面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丁日昌上密禀,主张设厂造船,鼓励华商购买轮船经营运输,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示允丁主持办理。年底,他购入苏州河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开始制造开花炮。其后又将上海两炮局并入,1865年(同治四年)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自任总办。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军事工厂,是首次引进西方先进生产设备,按照西方机器工厂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企业。


    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在他的主持下,开始架设由旗后(今高雄)经台南至安平,长95里的电报线。这是中国人民自己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在他的支持下,筹备已久的基隆煤矿也顺利投产。


    外交方面


    力主维护主权和收回利权等。如:英法军队自1860年(咸丰十年)入上海城内借住,久不退出。丁从1864年(同治三年)开始交涉,促使两国军队于翌年撤出,又收回外国人占据的吴淞炮台基地。丁在上海任职期间,处理对外交涉十余起,多次批驳了英、法等国超出条约的要求,维护了国家利益。


    内政方面


    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布政使。他就职后主持对全省候补官员进行考试,择优补缺。并针对大户不交漕粮,小户负担过重及书吏差役蒙混浮收等弊端,新订《江北钱漕章程》16条,又发出通告,裁免节寿、门包、到任礼等陋规。


    丁日昌行文取谛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接着,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他将各房旧案,调入卧室,十年游幕的阅历使他对种种积弊深有所知,因而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审案件传讯被告时,他只发一张传票,限派一名差役前往,并根据路程远近当面给予差役所需盘费,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每逢在县内大堂公开审案前,他先将百姓呈状悉心详阅,做到胸有成竹,当坐堂之时,他能迅得虚实,提高结案效率。由于他“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衙中积案迅速递减。故初至时状纸在百纸以外,稍后减至四五十纸。一月之后,不过二三十纸而已。对于诬告者,他必弄个水落石出,不法之徒和贪官劣绅闻其名而生畏。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得以复苏。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


    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


    文化教育方面


    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


    雅好藏书,为官之余,搜罗古刻善本,不遗余力。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正在江苏任职,江浙一带藏书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获近4万卷。任上海道时,收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旧本和普通本几万卷,为此,曾与陆心源有过文字过节,陆氏称其有强取豪夺之嫌。1863年,收得长洲顾湘舟精椠善刻,数年之内,藏书之富称雄一时。数年之内,又购得黄丕烈所藏的宋椠书数种,其中宋刻本多达10余种,以北宋本《仪礼郑注》为其“经籍之冠”,藏书之富称雄一时。藏书楼名“实事求是斋”,后改名为“百兰山馆”,又命名为“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藏书共10余万卷,当时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并驾齐驱,延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江标等学者为他整理校勘。


    编有《持静斋书目》5卷,收录宋本55种,元刊46种。另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著录图书3万余卷,善本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由莫友芝代编并作序。因藏书管理不善,在晚年,藏书即开始散佚,去世后20余年,所藏书多由北京、上海书贾购去,部分归于李经迈、刘体智、顺德李文田、广州莫伯骥等藏书家手中。著有《抚吴公牍》、《保甲书辑要》、《百兰山馆诗》、《奏稿》、《五洲政要通考》、《百将图传》、《巡沪政书》、《丁禹生政书》、《百兰山馆古今体诗》,重编《牧令书辑要》等。


    军事贡献


    丁日昌为江南制造局拟订了经营大纲。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轮船。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轮船下水,上海全市为之轰动,“军民无不欣喜”,中国第一艘明轮蒸汽舰试航成功。“恬吉”号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装炮9门,与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同期所造的“清辉”号相比既快又好。


    1867年(同治六年)初,上书曾国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设新式海防的主张。在他认为中国的海防“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防的要求。因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国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国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动挨打。丁日昌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取得制海权。有了制海权,能够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扩大防御纵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权,必须在清朝旧有水师之外,创设全新的近代海军。因为在西方海军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舰、铁甲舰的情况下,清朝旧式帆船水师实际上已完全无力进行近代海战。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艘,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

 
    1868年(同治七年)初,丁日昌重新拟订了三洋水师章程六条,使自己建立新式海军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他明确提出要废弃沿海旧有水师,移饷训练新式海军。除了中等炮艇外,又进一步提出三洋水师应各设铁甲舰6艘。这时,他还强调近代海军的建设应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的建设同步发展。他建议三洋海军舰队各练陆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镇亦练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龙”,水陆相联之势。对于海口炮台建设,丁日昌也主张变更过去的办法,以炮台和水雷为中心建设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师舰船在作战时能够和海口炮台“相为表里,奇正互用”。这表明他的海防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体制改革


    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进行整顿。他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幕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后来江西等省练军的洋操办法就是从江苏练军学来的。用近代枪炮和洋操来改造清朝的经制部队,这在中国近代军制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顿绿营,设立练军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精兵的原则。他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为聚”,(《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卷五)对全国的兵勇大加裁汰。实行精兵政策是与近代军队建设的实际相适应的。清朝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数量相当庞大。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要想整顿绿营,就得加强训练,要想加强训练,就得增加饷额,要想增加饷额,只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张,与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谓切中时弊。


    在改革陆军军制方面,丁日昌还提出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在设立练军时,他提出练军必须集中训练,专事征战,使之成为“游击之师”。他认为应该将“战兵”与“差兵”、“汛兵”截然分为两途,把护饷、解犯、守库、守陵、分泛等项绿营例差一概责成差兵和汛兵,使战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分设的主张是近代军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在外患频存的情况下,如不改变绿营“差操不分"的陈规,专门建立一支精干能战的野战部队,便无法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丁日昌的这一主张,是林则徐、魏源反对临战时抽调“客兵”、专门建立海防部队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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